比如《杀人回忆》以华城连环杀人案为故事原型,它追求的,并非对凶案本身的猎奇,而是在令人发冷的影像细节中,铺开韩国1980至1990年代普通民众感受到的社会性压迫。结尾宋康昊的凝视,不但呼应了16年后他在《寄生虫》结尾对阶级的凝视,而且使影片模糊了故事和现实之间的界限。葛韦格在采访中袒露了她少女时期的秘密,她到13岁时仍独自玩洋娃娃,而这种行为遭到家长和同学的唾弃。在《芭比》的创作中,她坚定地实践着那个她私藏多年的秘密想法:上了年纪的姑娘怎么就不能玩洋娃娃了?并不一定要小女孩摆脱洋娃娃的幻梦,而可以颠倒过来,大姑娘在洋娃娃的过家家里,表达自己的感受。在电影出字幕之前,葛韦格戏仿了《太空漫游2001》的经典开场,小女孩们得到芭比,就像类人猿学会使用工具,拉开文明的序幕。这种女性文化的“构建”很快被证明是封闭的谎言,虚妄的游戏被糟糕的现实解构,但是现实照进游戏也无妨,吸纳了现实的失望、创伤和狼藉,还能重建一座新的女孩乐园——解构的尽头是全新的虚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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