先说郭说。要知道《李白与杜甫》出版于1971年,那可是文哥高峰期,那时一切政治先行,没有纯粹的学术研究。当时的历史学家不是被打成“佑派”在劳动“改造”,就是被说成是什么“反动学术权威”在遭受批斗。即便因为各种各样原因没受到冲击的学者们,也都是惊弓之鸟根本不敢随便说话,更别提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出来还出版成书了。郭沫若在文哥初期也受到了冲击,之后就夹着尾巴做人,甚至靠献媚求活,这一点至今被很多人诟病。这样的时期这样的郭沫若,他还有几个胆子去发表纯粹的学术研究成果?还不是为了谄媚,为了讨好上峰,他所谓的学术判断与认定,是服务于政治的要求的,符合当时批李扬杜的氛围,当不得真。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出发,观众更青睐于描绘小人物命运的历史故事。“侠之大者”固然感天动地,“侠之小者”却能让观众在其中更多窥见自己的影子。小人物在大历史下的故事,细微、多元而真实,给观众带来砥砺前行的历史能量。文化是不变的,在百年之后蓦然回首,我们依然能够在历史中、在电影中感受到历史长河当中的灵魂共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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