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今年47岁了,我也算是有了一定的人生阅历。这会让我用某种批判的方式看待世界。我觉得每个人都会这样,虽然不想,但会对社会上所谓的恶有更多的敏感性。也就是说,对于那些好的东西,人们会乐意享受,但在创作的时候不会太重视。在我看来,我更愿意将电影当作一种驱魔仪式,而不是对现实的赞礼。”老年题材电影与疾病的设置相伴本无可厚非,但诸多导演借疾病作为影片煽情的高潮戏或故事的转折点,或以疾病作为某种“隐喻”来增加影片所谓的深度,俨然遮蔽了老人生命余晖中应有的闲寂与对自身生命经验的回溯,使影片呈现得过于矫情与失真。诚如苏珊·桑塔格在《疾病的隐喻》中提示我们应当经由对疾病的了解,去了解自身及其隐喻下所蒙昧的真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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